《朱鎔基答記者問》一書的英文版 2011 年 4 月 11 日在倫敦舉行首發式。在首發式一開始，現場播放了一段朱鎔基用英文講述的視頻講話。他用英語說道：「我不敢說這本書立論如何正確，更不期望每個讀者都會同意我的觀點，我只想說，我在本書中的講話都是真話，這是我一生堅持的原則。」
参考：
《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在上海市九屆⼈⼤⼀次會議上的講話（1988 年 4 ⽉ 25 ⽇），第 37 頁：
··· 1947 年畢業於湖南省⽴⼀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華⼤學，念電機系。··· 1951 年從清華⼤學畢業分配到東北⼈民政府⼯業部計劃處，擔任⽣產計劃室副主任。···
第 39 頁：
··· 直到 1957 年，趕上了“⼤鳴⼤放”、反右派。在“⼤鳴⼤放”的時候，同志們說，你是黨組領導的祕書，你不跟黨組提意見那誰提啊︖⼀定要我提。我就在局⾥⾯講了 3 分鐘，但出⾔不慎。在 10 ⽉份以前⼤家都覺得我的意見提得不錯，到 10 ⽉份以後就說你這個意見要重新考慮，到 1958 年 1 ⽉就把我劃爲右派了。···因此，我被撤銷副處長職務、⾏政降兩級、開除黨籍之後，還繼續留在國家計委⼯作。在開始的⼀兩年，我擔任國家計委⽼幹部的業餘教員，教數理化，後來恢復我的⼯作，在國家計委國民經濟綜合局⼯業處⼯作。···。“⽂化⼤⾰命”時期，我在國家計委農場勞動了五年，這五年對我是極⼤的教育。儘管我們還是國家計委的幹部，在⼀個集體農場，但終究是在農村，所以對農村的瞭解、對勞動的體會還是不少的。這五年，我什麼都幹過，種過⼩麥、⽔稻、棉花，放過⽜、放過⽺、養過豬，當過炊事員。1975 年後，我回到了北京，當時我的關係還在國家計委，但被分配到⽯化部管道局電⼒通信⼯程公司⼯作。我就帶了⼀⽀徒⼯隊伍，從爬電線杆開始培訓，⼀直到能安裝 22 萬伏的⾼壓線和 11 萬伏的變電站。這⼀段有兩年多⼀點的時間，對我也是極⼤的教育，使我有⼀點基層⼯作的經驗。到 1978 年，馬洪同志要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業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黨的⼗⼀屆三中全會前⼣，糾正了錯劃我右派的問題，同時恢復了我的黨籍，恢復了我的職務。···
2002 年 3 月 15 日，電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招待會，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應大會新聞發言人曾建徽邀請到會同中外記者見面，並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
布盧姆伯格經濟新聞社記者：在幾個月以前，我們看到中國銀行的一些海外分行有一些腐敗現象被揭露出來。他們有一些違規的貸款等等。我想問的是，在中國的銀行界是否還存在這樣的問題？這種問題有多嚴重？中國正在採取甚麼辦法解決這樣的問題？另外，既然已經有了這些報道，這是否影響你過去一直提倡的一種做法，就是你鼓勵中國的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保險公司要到海外上市。現在出了這些問題，有了這些報道，是否影響這方面的考慮？
朱鎔基：中國四大國有銀行有十幾萬億人民幣的資產。在個別的分支機構發生違規事件，我想這不是甚麼太奇怪的問題。你們美國不是也出現了安然事件了嗎？由於你們在認真地處理安然事件，中國的報紙、雜誌、輿論界沒有大肆渲染這件事情。同樣，中國銀行的個別分支機構發生一些違規事件，也不值得大肆渲染。
参考：
《朱鎔基答記者問》中文版，接受比利時《⾃由比利時報》 記者巴蓋採訪（ 2001 年 9 ⽉ 6 ⽇），第 221 頁：
巴蓋：中國的改⾰造成了諸如失業等嚴重的社會問題，你準備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朱鎔基：失業問題是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普遍⾯臨的⼀個世界性難題。當前，中國就業壓⼒很⼤，下崗職⼯增多。第⼆季度城鎮登記失業率為 3.3 %，失業⼈員約 620 萬⼈，國有企業下崗職⼯達 630 萬⼈。另外，農村有富余勞動⼒ 1.5 億⼈。“⼗五”期間，中國⾯臨新⼀輪就業⾼峰，新增勞動⼒將達到 4600 萬⼈，就業壓⼒進⼀步增加。隨着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加⼈ WTO、產業結構調整和企業改⾰步伐的加快，結構性失業問題也會更加突出。
中國的失業間題不是改⾰造成的。它⼤於求的反映，是計劃經濟條件下實⾏的轉軌過程中的反映，也是長期以來重覆建機制深層次⽭盾多年積累的結果。⽬前，是⼈就業設、中國⼜眾體制盲⽬政府多、勞和就建設正在動⼒長策在業政以及企採取期供經濟業經營以下⼀系列積極政策措施解決上述問題：
⼀是實⾏有利於增加就業崗位的積極的就業政策，廣開就業門路，拓寬就業渠道。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發展吸收就量⼤的第三產業，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勵發展集體、個體和私營等多種經濟，以及吸納就業能⼒比較強的⼩企業動就業服務企業：在城市中重點發展社區服務業，促進下崗職業⼈員再就業︔實⾏非全⽇制就業、季節性就業等靈活多樣的就業容和勞⼯和失業形式，增加就業崗位。
⼆是發展勞動⼒市場，完善就業服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在鞏固“兩個確保”務體系，逐步形成的同時，推動國有企業下崗職⼯基本⽣活保障制度向失業保險制度的拼軌，形成市場競爭就業新機制。為幫助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實現再就業，由政府組織開展“再就業援助⾏動”，通過上門指導、貼近服務、專項扶持、接續社會保險等援助措施，對弱勢群體提供及時有效的服務和幫助。發展公共就業服務，提⾼勞動⼒市場的科學化、規範化、現代化⽔平，將就業信息及時、快捷地送到下崗失業⼈員⾯前。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將就業服務⽹絡延伸到街道、社區，把下崗失業⼈員管理、服務納⼈社會化軌道。
三是妥善解決經濟結構調整期間的下崗失業問題，建⽴再就業服務中⼼，完善失業保險制度。為妥善解決經濟結構調整期間的下崗失業問題，中國政府⾃ 1998 年起在國有企業普遍建⽴了再就業服務中⼼，為下崗職⼯發放基本⽣活費，代繳社會保險費，拼提供再就業服務。3 年來，共有 2300 萬名下崗職⼯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其中的 1500 多萬⼈實現了再就業，⽬前在中⼼的下崗職⼯還有 630 萬⼈。建⽴再就業服務中⼼是在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採取的過疲性措施。為盡快建⽴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我們對原有的失業保險制度進⾏了改⾰，擴⼤了覆蓋範圍，增強了基⾦的⽀付能⼒，提⾼了管理和服務⽔平。⽬前，有 1.02 億名職⼯參加了失業保險，每⽉領取失業保險⾦的⼈數達到 240 萬⼈。城市居民家庭⽣活困難的，還可以享受城市居民低⽣活保障。這是中國政府為⼈均收⼈偏低的城市居民提供物質幫助的⼀種制度。去年，有 400 萬城市居民進入了保障範圍。這三項保障制度，我們稱之為基本⽣活的“三條保障線”，它們對促進經濟改⾰和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作⽤。
四是實施城鎮化戰略，多渠道解決農村剩余勞動⼒的就業問題。結合西部⼤開發戰略，加快城市化步伐，進⼀步引導農村勞動⼒向城市和發達地區合理有序流動。形成外出就業和返鄉創業雙向流動的就業機制，繼續開展農村勞動⼒開發就業試點⼯作，探索統籌城鄉就業和發展⼩城鎮擴⼤就業的途徑。
五是加強職業培訓，提⾼勞動者就業能⼒和適應職業變化能⼒。積極推動對青年勞動者就業前的勞動預備制培訓，繼續搞好對下崗失業⼈員再就業培訓，⼤⼒推動創業培訓，全⾯推⾏職業資格證書制度，逐步形成“市場引導培訓、培訓促進就業”機制，⿎勵和⽀持社會各⽅⾯⼒量開展多層次、多形式培訓，注重應⽤遠程培訓⼿段擴展培訓，提⾼勞動者就業能⼒。
《朱鎔基答記者問》中文版，接受德國電視⼀台等三家媒體記者聯合採訪（2001 年 10 ⽉ 22 ⽇），第 226 頁：
記者：總理先⽣，在德國許多⼈對中國抱有負⾯的印象，認為中國每年對數以千計的政治反對者施以死刑，並且追捕“法輪功”成員。中國政府為甚麼要採取如此激烈的⼿段︖甚麼時候，中國才會成為⼀個尊重⼈權的國家︖
朱鎔基：我相信，你們⾃⼰也認為中國是⼀個講⼈權的國家。我們有侵犯⼈權的現象，但在哪個國家沒有呢︖我們始終在加強⽴法，並且嚴格執法，在改進這⽅⾯的狀況。我認為我們是有進步的，中國的⼈權狀況正在不斷改善。至於“法輪功”，我親⾃跟“法輪功”分⼦談過話。他們當⾯向我承認，“法輪功”不是宗教，也不是氣功。中國的氣功還是有⼀些科學性的，“法輪功”只是騙⼈的邪教。可是，它為甚麼能發展到有那麼多⼈呢︖是我們過去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發⽣在⼀些低層次的⼈身上，當然⼀些⾼層次的⼈也相信，其中各有各的原因，但是絕⼤部分是比較低層次的⼈，他們沒有受到很多教育，收入比較少，對社會有不滿的情緒，因此他們容易相信“法輪功”。絕⼤部分“法輪功”的痴迷者是群眾，對於他們，我們採取的完全是教育的⼿段，對他們進⾏科學的教育。只是對那些極少數與國外“法輪功”分⼦，比如和“法輪功”頭⽬李洪誌有直接聯系的⼈，我們是要把他們抓起來的。即使對於這些頑固不化的“法輪功”分⼦，我們還是很少採取判刑的⼿段，⽽是採取教育的辦法。如果沒有國外的反華勢⼒⽀持這些⼈，給他們提供經費，⽀持他們在國內鬧事，那麼應該說“法輪功”問題在中國早就解決了。
《朱鎔基答記者問》中文版，在紐約經濟俱樂部晚宴上的演講和答問（1999 年 4 ⽉ 13 ⽇），第 273 頁：
羅伯特·福邁茨：⾸先，朱總理，讓我和主席先⽣、弗蘭克林女⼠⼀樣，歡迎你今天晚上的光臨。我要問的第⼀個問題是，近幾年來你們在中國⼀直熱烈討論的⼀個問題，即關於法制改⾰的問題。在你最近的《政府⼯作報告》中，你強調了加強法律制度和法治。我想請在紐約經濟俱樂部晚宴上的演講和答問你談⼀談中國政府在這⽅⾯所採取的步驟，及在未來幾年中對⼈民、對中國經濟產⽣的影響。
朱鎔基：感謝你的提問。我認為，建⽴⼀個法治國家是中國當前迫切的任務。所以，在最近召開的九屆全國⼈⼤（相當於你們美國的國會）⼆次會議上，通過了對中國憲法的⼀個重要的修正案，就是特別地強調要依法治國，要把中國建成為⼀個法治的國家。我在美國的時候，很多朋友向我提出中國的⼈權問題。我⾸先告訴他們，中國的⼈權確實是有史無前例的進步︔同時我也承認，我們的⼈權⼯作還有缺點。我們願意聽取朋友們的意見，來改進中國的⼈權狀況。⼤家都知道，江澤民主席和中國的領導⼈，包括我，都是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長期為中國的民主、⾃由、⼈權和法治⽽⽃爭。我們這些⼈，怎麼可能在今天，反過來要侵犯⼈權、要壓制⼈權呢︖請你們⼀定要了解，中國跟美國是不同的。中國有 2000 多年的封建歷史，中華⼈民共和國成⽴才 50 年，我們⼈民的⽣活⽔平比你們低很多，我們⼈民整體的受教育程度也比你們低很多。在這樣的國家裏，完全採⽤你們的民主形式，那是不可能的。要實⾏法治，必須要有⼀⽀強⼤的司法隊伍，必須要有相當⼤的⼀批合格的法官，同時也要有很多合格的律師。可惜的是，你們美國的律師太多了，我們中國的律師太少了。所以，不是我們害怕民主，不是我們不願意實⾏法治，更不是我們要侵犯⼈權，我們要根據中國的條件，逐步地改善，逐步地使中國成為⼀個完全的法治的國家。當江澤民主席和我發現了有侵犯⼈權事件的時候，我們比你們還着急，我們比你們還氣憤。中國有 12.5 億⼈，太着急是不⾏的，得不到好的效果。但是我完全相信，中國的⼈權⼀天比⼀天在改善，中國⼀定會成為⼀個法治國家。我們願意聽取朋友們的意見。